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宋晓梧：东北一些市、县领导坦诚告诉我，以他们的年龄计算，再上一个台阶只有三五年时间，不在这段时间里搞出政绩来，此生便无出头之日。这么短的时间，让他搞创新，别说投入可能打水漂，就是创新成果出来，还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？还是上钢铁、水泥、化工以及房地产等大项目来得快，当年投入，当年计入GDP。这又涉及干部体制和考核机制。

《成都疫情溯源：一起境外输入病例关联的本土疫情》黄健国是一家企业的老员工，事情发生后，由于精神恍惚，单位允许他休整了近半年的时间。去年，他在妻子位于罗村的店铺里滚下了楼梯，右手手腕粉碎性骨折，至今仍有后遗症。